原创：陆之埭 苏州吴文化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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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州吴文化博物馆的“凉州——文化想象与历史真实”特展中，一口汉代陶井引人驻足。其出土于甘肃汉代墓葬，呈上方下圆形态，静置于展区之中。水井本为日常实用之物，而陶制水井更无实际使用功能，不禁引人探究：古人为何会煞费苦心将其存放于墓葬之内？
汉代陶井文物遗存与现实水井风貌
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所藏陶井，为典型汉代明器，出土于西峰寺六组居民点南侧的八号墓葬。其通高36厘米、宽21.7厘米、口径8.5厘米、底径19厘米，属泥质灰陶。
汉陶井 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藏
该井首要关注之处在于，其井身整体呈圆形，与现代同类设施特征较为接近；而井口则由相互垂直的两横两竖木条搭建构成，使人可直观理解“井”字的造字本源。有学者推测，采用此上方下圆构造的主要原因在于：圆形井壁能有效缓冲周边泥土对井身的挤压作用力，方形井口则可实现对周边环境的分隔功能。此外，这种上方下圆的构造，令人不禁联想到汉代所推崇的“天圆地方”审美哲学，不知道古人在构建陶井时，是否有此方面的考虑？
展开剩余91%据说井圈的发明人是上古圣王——尧。尧有没有发明井圈，今日已经不可考，但古代的历史学家总是有一种倾向，将所有伟大的发明尽可能归集到几位主要的圣王身上，例如炎帝尝百草、黄帝创车船等一系列事物。
古人对井圈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井甃”。“甃”读作“zhòu”，明代苏州文人高启有“圆甃夏生冰，光㴠数星冷”的诗句，用以吟咏狮子林中的冰壶井。因为“甃”的上半部分为“秋”字，常常作为一种悲凉的意象，与破败的井或者寒冷的泉水相伴出现。
井饮画像砖 晋 高台县博物馆藏
除肃州区博物馆馆藏汉代陶井外，该馆所藏魏晋时期汲水题材壁画砖，生动再现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汲水场景。该壁画砖出土于肃州区果园乡西沟村六组七号墓葬。肃州区果园乡西沟村六组属酒泉市知名古墓葬群分布区域，截至目前，该区域已发现多件具有较高价值的画像砖，具体包括展现滤醋场景、女子以盆中热水烫鸡场景、男子在厨房劳作场景的画像砖。
汲水壁画砖规格为通长33.5厘米、宽17厘米、厚4.9厘米，采用墨线勾勒技法，辅以赭石、石绿等矿物颜料着色。画面左侧为一口红色辘轳水井，右侧为一名身着宽袍大袖、发髻向后的侍女；侍女手持井绳，将盛水器物垂入井中，显然是在汲水。侍女右侧的大瓮腹部有一圈波纹，表明其内部大部分空间已盛满清水。
汲水画像砖 魏 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藏
相较于文物所展现的汉代陶井，现实遗存的古井更能直观体现汉代风貌。苏州地区遗存古井数量较多，其中位于张家港市金港镇的毗陵寺井，相传始建于西汉时期，彼时梁王彭越率军东征，为解决将士与战马饮水之需，遂开凿此井，由此奠定“饮马井”之雏形。东汉建武年间，毗陵寺泓祖法师率僧众，于原井基础上扩建，最终形成由七口井组成的井群，其中规模最大者即为毗陵寺井。
张家港市金港镇的毗陵寺井 图源：张家港史志
毗陵寺井垂直深度达9.6米，井壁自下而上逐层收窄。为应对太湖平原土质松软、地下水位较高之状况，井壁采用带榫眼异型砖实施结构性加固。为实现水质过滤与净化，井框外侧填土依次为疏松的黑土、坚硬的碎陶片与石块。目前，该井已被列入张家港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由政府统筹实施专门保护。
汉代墓葬中以各种形式出现的陶井，无不彰显古人对水井的重视程度。背后原因主要在于汉代奉行重农国策，将农业发展视作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定居是农业发展的前提，而优质的水井至少可以让周边的百姓大大降低迁徙的频次，以至于今日中国仍有很多地名有“井”字贯穿其中，北京有王府井，吴江有三角井，苏州市区的十全街，以前叫做“十泉街”，据说得名自附近的十口水井。
吴江三角井（怀德井）图源：《松陵遗韵》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这些留存至今的井类文物，不仅为研究汉代的丧葬文化、民众生活形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更让后人得以窥见古代社会对生命延续的思考与追求。
汉代现实水井的类型体系与公共功能
水井实为古今一大发明。自人类开凿水井以来，可稳定获取相对洁净的水源，对人类的健康饮食、生命保障、生产用水均有显著改善作用。在尚无金属器具的远古时期，开凿水井耗时费力，需投入大量人力与物力，凡有水井处，表明此地人群的社会组织能力与生活水平已达较高水准，不可小觑。
汉彩绘陶井 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藏
居延汉简出土的资料记载：“井水五十步、阔二丈五、五(立)泉二尺五，上可治田，度给戍卒。”由此可知，当时的水井可用于灌溉田地，其农业产出亦能保障周边戍卒的生活供给。肃州博物馆馆藏的汉代陶井，工艺细节逼真，观众可借助该模型推知古代社会围绕水井开展的社会生活与公共服务场景。按所有权属性划分，作为供水设施的水井，可分为家井、公井与官井三类。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此诗在中国家喻户晓。近期多位学者经研究推定，诗中“床”字并非今日常见的寝具之床，而是唐代水井之上的承重支架。为何大诗人李白睡前见此井架，便会联想到远方亲人？盖因部分富足人家在凿井之后，家庭生活的诸多事务在空间上皆围绕水井展开，“背井”与“离乡”遂得以连用，李白见“床”（井架）时，思乡之情便油然而生。
《清明上河图》（局部）水井 张择端北宋 故宫博物院藏
陆游将书斋命名为“老学庵”，斋内有一口老井。因其对这口老井观察细致入微，曾专为其赋诗一首，以井比德，构思极为巧妙：
大旱不涸雨不增，凛如人以常德称。
日济千人不骄矜，置而不汲渠自澄。
水井在家庭生活中承担蓄水功能，遇干旱时节可保障饮用水供应，避免缺水之虞；逢阴雨连绵之际，亦能部分缓解内涝情况。其于顺境不骄，于逆境不馁，每日以洁净水源接济周边民众，且无矜骄之态、凌人之举，恰似古代谦谦君子。
街头巷口的公井除满足人们生活生产所需外，还是信息传播的重要集散地。宋代“奉旨填词”的柳三变，名动天下，苏州文人叶梦得曾评价道：“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其意为凡是有民众聚集汲水的地方，皆有人传唱柳永的词作。
《包山十景册》柳毅井 张宏 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至于官井，顾名思义，其与政府相关，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个范畴。广义官井，指由政府主导开凿、管理或管控的水井，具备一定公共属性。据《三辅黄图》记载，长安城曾设有“官井百四十口”，此类井多设于街道两侧，供城内居民取用，具有显著的公共福利属性。
狭义官井，指政府行政部门为满足自身需求而修建的水井，通常不对公众开放。典型例证包括皇室宫殿内设置的水井，如唐代九成宫遗址出土的皇宫御用水井。其井台为边长6.52米的正方形，采用质地细密的淡绿色麻石砌筑，形制为内高外低，可有效阻挡外部雨水灌入。井口南北两侧凿刻有用于安装固定井架的长方形槽洞，每组含两个洞孔，据此可推断当年采用辘轳汲水。井壁砌砖均为唐代原砌，所用砖块为专门烧造、略带弧面的异型砖。井内五米多深的地方仍存井水，水质清澈、口感甘美。
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卖，因成市，故云市井。在古代社会，水井周边多为公共生活空间，因人员自然汇聚，为小商贩开展交易创造了有利条件。东汉学者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载：
市井者，谓至市鬻卖者，当于井上洗濯，令其物香洁，及自严饰，乃到市也。
《太平御览》卷第八百二十七“市” [北宋] 李昉 著 四部丛刊中华学艺社借照日本帝室图书寮京都
这种在井边清洗货物，再挑到市场上售卖的行为，类似于今人对产品质量的把控。商贩的这一行为，也为水井附近带来大量人气，甚至形成小型的市场。除文献记载外，考古工作者在洛阳汉魏故城水井遗址周边发现大量陶制坐具，据此可推断该区域为当时的公众社交场所，进一步佐证了水井周边的公共属性。
水井在汉代社会生活中角色多重、地位关键，普通民众多希冀宅院中凿井一口，视其为富足与福泽的象征；城市内水井数量增加，可显著庇荫周边商户，促成交易与交流中心的形成；若为官方主持修建，则成为政府掌控公共空间的重要依托。因此，无论是普通富户还是勋贵阶层，在“事死如事生”信念的指引下，皆愿在身后茔域中随葬陶井一口。
汉代陶井的祀井信仰与水井的文明价值
除了以上列举到的具体作用，井还有效构建了汉代人的精神世界。汉代典籍《四民月令》载:
十一月，冬至之日，荐黍、羔；先荐玄冥于井，以及祖祢。齐、馔、扫、涤，如荐黍、豚。其进酒尊长，及修刺谒贺君、师、耆老，如正月(日)。
《太平御览》卷第二十八“贺” [北宋] 李昉 著 四部丛刊中华学艺社借照日本帝室图书寮京都
在冬至之日，家庭中需要举办诸多仪式，其中头一件大事居然是先对着井祭祀玄冥。此处的“玄冥”历代有诸多解释，一般认为是水神。人们不向自然的江河湖海祭拜，反而先向家中的井祭拜，可见水井在汉代已完全上升到精神象征的层面。
汉代学者班固撰写的《白虎通》则记载：
五祀者，何谓也？谓门、户、井、灶、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处出入，所饮食，故为神而祭之。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二十九“五祀” [北宋] 李昉 著 四部丛刊中华学艺社借照日本帝室图书寮京都
“五祀”所祀对象为门、户、井、灶、中霤。因为这些都是人们日常居住、出入的场所，以及获取饮食的关键设施，所以把它们当作神灵来祭祀，以求得内心的安宁。
除此之外，祭井的缘由尚有三项：其一，借助水井可沟通上天，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其二，祭祀水井等同于祭祀神农，借此表达民众对神农的尊崇之情；其三，祭井可召回逝者亡魂，寄托哀思。汉代所制陶井明器，承载着当时民众的物质生活需求与精神生活寄托。
苏州地处江南水乡，地质条件适宜掘井。据史志记载，清代苏州城区人口不足20万，而水井数量达2万余口，平均每十人便拥有一口井，部分区域甚至不足十人就有一口井。由此，苏州与水井结下了深厚渊源，如吴文化博物馆馆藏的“黑衣陶刻符贯耳罐”，即出土于澄湖遗址的一口古井。
黑衣陶刻符贯耳罐 史前 吴文化博物馆藏
澄湖位于苏州市东南部，考古工作人员在澄湖遗址底部发现近千口古井。截至目前，澄湖遗址是环太湖区域已发现水井数量最多的文化遗存。
该陶罐通高12厘米、口径8.8厘米，造型为直口方唇、高领溜肩、鼓腹平底，颈部饰凸弦纹一周，两侧对称设置贯耳，可穿绳提携或悬挂。此类器型在良渚文化中较为常见，多用于汲水或储存液体，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
器腹外侧横向排列四个刻划符号。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将其释读为“巫戌五俞”，即指部落中祭司巫师所用的五个斧钺。中国学界泰斗饶宗颐先生释为“冓戉五个”，意思是工匠制作的五个斧钺。两位专家都认为，符号中有着五个斧钺的含义，然而越文化研究者董楚平先生却做出了大相径庭的解释，他将符号解读为“方钺会矢”，意指良渚时期的部落聚在一起，召开军事会盟。这些符号的具体含义为何，还待学者进一步研究。
黑衣陶刻符贯耳罐（局部） 史前 吴文化博物馆藏
在水乡氛围下，苏州人对井感情颇深，将井栏杆称作“银床”，极具文雅气息，甚至多有吟咏。比如晚唐大诗人陆龟蒙在《井上桐》中道：
美人伤别离，汲井长待晓。
愁因辘轳转，惊起双栖鸟。
独立傍银床，碧桐风袅袅。
《井上桐》全篇未采用宏大叙事手法，仅聚焦“美人”于井畔汲水之场景。辘轳本为汲井之器，却反增美人愁绪，随滑轮转动之声，其忧闷之情亦渐次累积，直至惊起梧桐树上双宿之禽。汲水既毕，美人凭倚井栏，聆听风吹桐叶之声，默然无语，唯怀别离之伤。
自汉代陶井明器所承载的“五祀”信仰，至苏州“银床”之畔的汲井情思，井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今时澄湖古井中的刻符陶罐，仍在诉说井之重要意义。
结 语
《姑苏繁华图》（局部）水井 徐扬 清 辽宁省博物馆藏
世情轻近事，见惯则不奇。水井之于百姓，实乃日用而不觉之器物——正因其与生活羁绊至深，百姓对其熟稔至极，世人反倒常常低估其创制之初的深远意义。而这件古陶井，恰可从“古人何以将其郑重纳入墓葬”这一疑问切入，逐层探寻其背后的文化意蕴。
昔年读范成大诗，知其闻虎丘山古井新泉涌出之讯，欣然题句“大士亦修随喜供，夜来古井跃新泉”。彼时未能深解其意，今时回溯方知，这诗句中藏着苏州人对佳井的朴素挚爱，更蕴含着一种深植于文化基因中的美好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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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展信息
展览名称：凉州——文化想象与历史真实
展览时间：2025.07.25~2025.11.23
展览地点：吴文化博物馆一楼第一特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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